在公元15-17世纪,佛教重新在藏西地区复苏过程中,已没有了当初后弘期的热情和规模。其中主要原因是国力渐衰,多年的的战争消耗拖垮了古格经济,致使当时的古格佛教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源,王室及僧众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寄希望于日后改变佛教发展的尴尬局面,从而相对平静地渡过了古格王朝晚期的佛教发展期。
从公元13、14世纪开始,西藏佛教艺术逐渐倾向本土化发展,直到15世纪格鲁派佛教在西藏各地盛行,明显受汉地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影响格鲁派造像模式同时大面积影响西藏各地。西藏终于结束了其早期佛教艺术全面吸收域外样式的一贯做法,从而开始西藏本土佛教艺术面貌的发展。从这个时候开始,汉藏及域外佛教艺术融汇的造像艺术成为西藏造像艺术风格的主流。地处偏远的藏西地区同样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历史潮流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今天的古格托林寺及其下属寺院遗存公元15-17世纪的壁画、泥塑、金铜佛像及擦擦造像来看,这一时期造像风格已明显脱离其早期造像样式,与卫藏地区等地的同时期造像也仅存不明显的差异。从前后两个时期不同面貌的造像风格相比较,早期造像恣意舒展,以神传形,对同一种尊像有多种高水平表现。而晚期造像倾向循规蹈矩,表现手段单一,手法明显变化的同一种尊像样式几乎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佛教艺术被统一规整后而凸现出缺乏主观想象这一现象,但在制做工艺上表现出色,愈趋精美、精到、美仑美奂,对后世本土造像风格起着经典楷模的影响作用,这种擦擦造像作风一直持续到古格王朝的结束,之后每况愈下,难现风采。
下图为 宗喀巴和二弟子 16世纪 白垩土
宗喀巴面呈安详,头戴通人冠,身穿厚重袈裟,肩搭披风,双手于胸前结说法印,结跏趺于繁复奢华的莲花须弥宝座上。身两侧各一茎莲花分别承宝剑和经书,两侧各立一胁侍弟子,都着袒右肩式袈裟,结说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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