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一号

汉代在征收赋税、役使民力上也毫不留情。武帝一朝，征骑四出，军费浩繁，赋税尤为苛重。如算赋，自十五到五十六岁，每人出钱一百二十。如口赋，自七岁到十四岁，每人出钱二十。如赀算，每人赀万钱。除了赋税，还有徭役。汉制，民年二十三开始服徭役，先是在郡县服役一个月，谓之“卒”；再调至京师服役一年，谓之“正卒”；再屯边一年，谓之“戍卒”。往来徭戍者，衣装自备。更有时常进行的迁民实边之举，动辄十万人，屯田则一直屯到了中亚。故当时以为汉力役之征，“盖三十倍于古”。即使如此，人民少有怨衅。有史学家感叹，汉代百姓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尽国民义务的。

    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年扫平天下的秦帝国的影子，所以历来秦汉并称，国力强盛，军威赫赫，俱为一世之雄。当然，汉帝国决不是秦帝国的简单重建。除了重视教化，以德辅刑，汉代对秦代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有许多自己的特色，成为一个刚柔相济的帝国。汉代延续四百年，对内能够保持长期的社会稳定，对外能够进行强有力的扩张，绝非偶然。

    那时的皇权，远远没有象秦国那样绝对专制，也没有象明清那样笼罩一切。皇帝每有军政大事，多通过朝议决定。参加朝议的除了文武百官，还有“以言语为职，谏诤为官”的大夫、博士、议郎。许倬云先生曾经生动地描述了汉廷朝议的场景：“一开会，殿上面坐的是几百个大官小官，殿底下，庭里边一站，也可以站上两三千人，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讨论会记录在，讨论盐和铁该不该公卖？《盐铁论》中就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与郎的发言。从汉朝其他零零碎碎的记录里也可见常常有站在庭里面的郎发言，皇帝照样听他的，发言完了大家讨论，如此全国的各种事情都可以传到中央。”

    与后世相比，汉廷风气质直。汉代官吏以“面折廷争”闻名，甚至对皇帝也不留情面。御史大夫周昌当面称刘邦为“桀纣之主”，冯唐批评汉文帝不能任用人才：“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汲黯则在满朝文武面前指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臣下的奏折也少有忌讳。贾谊的《治安策》，劈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谷永上书指责汉成帝：“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 这种直言还延及皇帝的先祖。汉昭帝曾下诏，要给汉武帝立庙。群臣大议庭中，长信少府夏侯胜提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群臣提醒他：“此诏书也”。夏侯胜说：“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与之相应的是，汉朝皇帝对直言之士多能施以礼遇。每逢选召人才，必召“能直言极谏者”。周昌骂了刘邦，刘邦反而对他更加忌惮。对汲黯，汉武帝的态度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以至于“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丞相弘宴见，上或时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谷永上了那份奏折，汉成帝大怒，第二年却“征永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那位痛责武帝的夏侯胜，虽获罪下狱，但马上被放出，被任命为谏大大给事中。至于象司马迁的《史记》，把开国皇帝写成流氓加无赖，把雄才大略的当朝天子写成一个暴君，后世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在汉代，丞相制起着制约君权、补救专制的重要作用。汉初陈平这样说丞相（宰相）的作用：“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汉代尤其是西汉的丞相地位很高，皇帝对丞相礼遇隆重。凡拜相，天子临朝，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皆得朝会。凡丞相进见，皇帝得离坐；丞相病重，皇帝得亲临问疾，并遣使送药；丞相死后，皇帝亲自吊唁。丞相对皇帝诏命若有不同意见，可拒绝执行或面折廷争。汉惠帝死后，吕后欲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当面抵制：“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景帝欲封后兄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只好作罢。哀帝想要加封董贤食邑二千户，丞相王嘉封还诏书，拒不执行，开臣下“封驳之制”之先河。一般而言，皇帝是世袭的，难以保证个个都是明君英主，丞相不是世袭的，可以任人唯贤。只要丞相制能够正常运作，就有望弥补君权世袭之弊。明以后，丞相之制彻底废除，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而绝对君权的恐怖和黑暗渐渐笼罩天下。汉代则丞相多能选贤任能，总管政府运作，对有汉一代的治世，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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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又为制约君权提供了超验力量。“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那时的王公贵族，对天具有真正的敬畏。公元前178年发生了日食，汉文帝为此下诏说：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联，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也非常有名。后来，武帝更加明确地向群臣宣告：“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此后，如果遇到天灾日食，皇帝下诏罪己渐成制度，《汉书》里可以称得上“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又有十二次。不仅皇帝要罪己，作为政府最高官员的三公，遇到天灾也要引咎辞职。《汉仪注》中说：“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就是说，此时丞相需要称病辞职甚至自裁。汉成帝时，天灾频频，宰相翟方进收到了皇帝赐给的酒和牛，当日就自杀谢罪。又如元帝永光元年，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同时以灾异告老还乡。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均免冠自劾。这些行为无疑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不管怎样，一有灾异，或罪己，或辞职，客观上使得皇帝和高级官吏保持了一种诚惶诚恐、兢兢业业的心态。董仲舒的学生眭弘曾以灾异上书，请求昭帝“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到哀帝时，又有甘忠及夏贺良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这种笃信天命而建议皇帝退位的事情，只有汉代人才做得出。

    在汉代，国家对于救灾极为认真，救灾方式多种多样，或者减免租赋，或者行假贷或急赈，或转运粮食到灾区，或减百官俸禄，或大量由灾区移民他处，或卖爵以入钱，或令民输粟于国家以除罪或以居之。翻开两汉史书的帝王纪，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对于流民，则要求“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东汉和帝时期，因为连年地震、旱蝗，朝廷两次下令开放“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 汉代往往还在灾荒之年在全国或部分地区颁布临时性的禁酒令，以节约粮食。如汉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和帝永元十六年，“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 ，顺帝汉安二年冬十月，“禁沽酒，又贷王、侯国租一岁”，等等。
　
    有代表性的救灾行动是平帝元始二年。当青州一带出现大旱和蝗灾之际，从三公、卿大夫到普通吏民为百姓献其田宅者有二百三十人。人民财产不满二万以及受灾之郡人口不满十万的，免除租税。官府清空邸第，医治生病的灾民。对于有死亡的家庭，赐予安葬费用。迁徙贫民，赐予田宅什器，借给农具和耕牛种食。又在长安城中广建住宅，以居贫民。

    汉代还特别重视保护鳏、寡、孤、独之人，即今天所谓的弱势群体。汉宣帝曾下诏：“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鳏、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两汉时期，皇帝不时遣使“循行天下，存问鳏、寡”，经常下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每年春季对鳏寡孤独贫穷进行救济，是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对于老人，以孝治天下的汉政权尤其重视。到了七十岁，国家赐给老人鸠杖，“上有鸟，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老人可以自由进入官府，可以走天子专用的驰道，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

    汉代赋税、徭役虽重，田租却很轻。战国时孟子曾说过：“什一而税，王者之政”，但是汉代的税额只有十五税一，自汉初景帝决定只收田租之半之后，实际上是三十税一。汉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十一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汉代在改良刑罚也迈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汉初一个小女子缇萦上书，要求以身赎父罪，促成汉文帝决心废除肉刑，从此，“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汉景帝时候，又把笞五百的改为三百，笞三百的改为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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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物质文明非常发达。汉代的事功精神，使得人们不仅关心天道的哲理、世道的治理和人道的伦理，而且关心各种实用技术。汉代发明了纸，西汉时期就有了麻质纤维纸，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大大加速了文化的传播。汉代完成了农具与兵器的铁器化，把中国推入了铁器时代。汉代用炒钢法冶炼熟铁的技术，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而球墨铸铁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汉于一世纪前发明了舵，为航海技术上的伟大成就，早欧洲千余年。中国古代传统的医、农、天、算四大学科，都在汉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医学方面有《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农学方面有《汜胜之书》，在算学方面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在天文方面，相继有四部历法，即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还有张衡的浑天仪。

    有论者指出：“希腊罗马的不足使得汉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技术社会。如果一个汉代人想知道时间，他可以看沙漏或水漏（而希腊人基本上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其漏具少而简单），他用指南车可以知道确切的方向，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不用传统的木柴、草杆烧火，而使用煤、石油、天然气这些近代西方文明的能源，他使用的瓷器是世界上最精美的，他的日常用器是先进的铁器，坚硬而形状精巧。更重要的是，他能使用纸作为书写工具，而世界其他地方都还在使用羊皮纸等原始手段．．．一个汉人如果有病，他可以找官立或私人医生，如果想受教育，有官立或私人学校．．．汉代进行了几次全国性户口普查，并有完善的户口制度，一个人很易了解全社会的结构，如果有需要，他还可以翻开地理志，了解全国的行政建制和地理状况。相比之下，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和土地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因而，汉代人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感觉在当时世界的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只有近代欧洲才能产生这种意识，希腊人主要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自负在精神上是有道理的，但他们的社会原始而且没有条理。”

    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其辞曰：“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 臣妾使令。边境无事， 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贤圣并进， 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 这不仅成为汉代最流行的启蒙识字课本，也是对那个疆域辽阔、军威远播、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有耻有格的帝国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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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艺术     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司马相如    汉代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雄浑”。     司空图在其《诗品》中，列雄浑为第一品。司空图对雄浑如此描述：“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 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雄浑首先是大。汉代建筑继承了秦代的特点，以体敛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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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陶器---说书俑---

书说到一半~ ~~掐吼~~~ 哎~~~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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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抗议~~~坚决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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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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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金嗓子喉宝去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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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尚

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明诗表指，嘳息激昂。气若浮云，志若秋霜。
                                               ――傅毅《舞赋》


    汉代的中国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舞随兴而起，歌脱口而出。汉高祖回到故乡，酒酣击筑自唱大风歌，“令儿皆知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武帝见到黄河决堤，伤心而歌：“瓠子决兮将柰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李陵降匈奴后，置酒贺苏武归汉，最后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百姓的歌则“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史籍中记载了许多讽喻时事的民间歌谣，在乡闾之间广为传唱。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的乐府，采集民间歌曲，汉乐府歌曲的那一份天真率直，后世是难以企及的。日常生活则自舞成风，舞蹈形式多种多样。有礼仪性的交谊舞，叫“以舞相属”，主人先舞，再嘱咐另一人舞，如此循环。有摆动衣袖的长袖舞、对舞、七盘舞，还有手持兵器的干舞、戚舞、剑舞，充满了刚猛之气。

    更有皇室盛大的集体歌舞，象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所描绘的：“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大致来说，一个爱好歌舞的民族，一个随兴载歌载舞的民族，性格外向率真，少虚伪之心，阴鸷之气。汉代的中国人正是如此。

    汉代的中国人喜怒形于色，性格粗率冲动。学者彭卫曾总结道：“从国事到家事，痛苦、思念、恐惧、怨恨、愤怒、欢乐．．．，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几乎所有的情感，都能让汉代人泪流不止：来自洛阳的年轻政治家贾谊对国势维艰“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人过中年处事干练的韩安国流泪告诫梁孝王刘武遵守法度，骄横的王爷也随之泪如雨下；宦官赵谈被大臣袁盎赶下御车，赵谈脸上挂满了羞辱的眼泪；身处异域的李陵目睹苏武的坚贞不屈，泪珠打湿了衣襟；曾得成帝宠信的张放，在听到成帝死讯后，思念哭泣而死；东汉人蔡顺的母亲生时最怕雷声，她亡故后，每当天上隆隆雷起，蔡顺便绕墓呼唤母亲，哭泣不止。”“在汉代，人们的情绪是如此容易发生转换，笑与泣仅是一线之隔。《后汉书•周举列传》载：安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三月上巳日，大将军梁商在洛水边大宴宾朋，酒阑之际，忽然有人奏起哀乐。没有斥责和不满，听悲声，望流水，坐中宾客无不落泪。”

    汉代的中国人性格刚烈率直。爱就爱得惊天动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恨就恨得咬牙切齿：“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身不荣，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骂也骂得痛快淋漓。有学者专门研究过汉代的骂詈语言，发现汉代人要么直呼“豚”、“犬”、“鼠”，要么直斥“儿”、“凶逆”，不像后世那样含沙射影，而是率直、质朴、有力。

    所以，那时推行礼教，却没有象宋代以后那样以礼教彻底束缚人，甚至以礼教杀人。以男女关系为例，在汉代，女子可以单独会见男宾，与男子一起出行，一起饮酒。妇女还有多人封侯，拥有爵位和封邑。女子改嫁，在当时根本不以为耻。汉武帝之母立为皇后前，不但有前夫，而且有过一个女儿。而汉武帝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何不蚤言！”亲自驾车迎接。丈夫无才、无德、贫困、有疾，妻子都可以主动提出改嫁。史籍中记载改嫁次数最多的，是一个阳武女子张氏，她改嫁了五次，最后一任丈夫是汉初名相陈平。此风一直延续到三国，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一般来说，一个文明到烂熟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天上地下没有鬼神，死后并无报应，政治只是厚黑学，社会伦理只是遮羞布，只有生存和利益是真实的。这正是中国文明进入明清以后出现的情况。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因为去古未远，人民性格质朴耿直，中国人是一个认真严肃的民族，对天命、尊严、忠义、职责等等有着真正的信念，真正的敬畏。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君子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汉代人承先秦余绪，义不受辱者比比皆是。据学者彭卫统计，两汉史籍记载了200多起自杀事件，自尊和尽忠型的自杀者的数量最多，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从皇亲贵族到文武百官，从士人宾客到普通百姓。李广耻对刀笔吏，引刀自刭；田延年不愿“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自刎死；萧望之不愿“老人牢狱，苟求生活”，饮鸩自杀；宣帝要将盖宽饶下狱，后者即引刀自刭北阙下；池阳狱椽王立不知家人受贿，被调查，即杀身以自明；蔡伦耻受辱，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仅汉武帝一朝，名臣自杀者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如赵绾、王臧、李广、李蔡、张汤、王卿、暴胜之、商丘成等。而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概要算汉初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了。刘邦即位后，田横不愿受辱称臣于汉而自杀，手下五百人闻讯皆自杀从死，徐悲鸿曾作画以颂之。

    鲁迅先生曾经慨叹中国自古就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在汉代，这样的吊客却层出不穷。汉高祖杀了彭越，下令任何人不许收尸，栾布却公开将之收葬，并痛哭一场。陈蕃被满门抄斩，朱震弃官而哭，冒死掩埋了陈蕃的尸首，并将其子陈逸藏匿。后被发觉入狱，朱震誓死不言，陈逸得以生还。孔融被曹操所杀后，脂习抚尸痛哭：“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此外，还有孔车收葬主父偃，云敞棺敛吴章，廉范独敛薛汉，赵戬弃官葬王允，桓典弃官敛王吉并服丧三年，乐恢为被诛故太守奔丧行服，郭亮收李固尸，杨匡收杜乔尸等等，史不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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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恩、尽忠相对应，汉代人复仇起来也毫不留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均以复仇为尚。汉武帝欲一举消灭匈奴，打的旗号就是国恨家仇：“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 最有名的复仇者要算酒泉女子赵娥。在其父被仇人杀死、而自己三个兄弟均病亡的情况下，赵娥一直等候了十余年，才等到良机刺死仇人，然后坦然到县衙自首：“父仇已报，请就刑戮”。县令当即决定“解印绶欲与俱亡”，宁可罢官也要释放她。对两汉复仇风气之烈，东汉的桓谭曾感叹：“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 汉代从政府到民间对于复仇的宽容和肯定，使懦者勇，弱者强，客观上激励了悍勇刚烈的民风。

    这样的社会氛围，自然是游侠生长的良好土壤。尤其是汉初，华夏大地是一个游侠纵横的世界。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汉代行侠之人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剧孟那样的闾巷布衣之侠，他们扶危济贫，声誉远播；有像灌夫、郭解这样富比王侯、役使千家的豪族之侠，他们多横行乡里，是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也有像栾布、汲黯、朱云这样亦官亦侠的卿相之侠，他们将侠义之道带入官场，形成了一种“以意气相尚”的慷慨之风。但是所有的人，共同的特点是信守一种超脱于利害生死关系的原则，这与后世中国人的圆滑世故、但求苟活的普遍风尚是大不相同的。

    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社会、学术都还没有定型，是一个为后世建章立制的时代，一个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华夏边疆还有许多没有探索过、征服过的区域和文明，广阔的东亚大陆和中亚草原向中国的军队、商人和有志之士敞开。在那个时候，皇帝求贤若渴，用人不拘一格。刘邦一开国就下诏：“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武帝的求贤诏就更为著名：“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在这个以开拓和征服为主旋律、充满机会和自信的时代，中国人有的是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三国时候周郎曾舞剑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道出的是汉代男儿共同的心声。他们雄心勃勃，喜欢用“大丈夫”、“丈夫”称呼自己。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豪华排场，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汉武帝时候的名臣主父偃曾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赵温做京兆丞时感慨：“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弃官而去。班超当抄书小吏时听说匈奴为患，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于是投笔从戎。梁竦自负其才，登高而叹：“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陈蕃十五岁就立下大志：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因为渴望建功立业，汉代人常常毛遂自荐。汉武帝刚即位，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东方朔的自荐书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 汉武帝计划遣使说服南越王归降，年方二十的终军即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老将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宣帝时，羌族侵犯边塞，宣帝派使者问七十多岁的赵充国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当仁不让：“无逾于老臣者矣。” 光武帝时武陵五溪叛乱，汉军战事不利，六十二岁的马援请求自己将兵征讨，总算说动了光武帝。离别前，马援对友人杜愔说：“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

    对于汉代中国人的整体形象，黄留珠先生曾总结道：“总观秦汉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其喜歌嗜舞，富于积极的进取精神；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和自尊心；西京尚任侠，东都祟名节；时俗重让敬贤，少节烈观，惠怨必雠，评品成风。它给人们留下的基本印象，是可以用“生气勃勃”四个字来加以概括的。”贺昌群先生则在其所著《汉唐精神》一文中指出：“汉唐两代，民族生命力极强，凡生命力强健之民族，乃能明礼法，重服从，守纪律，勇敢活泼，尚礼制而富感情，耻为狡诈虚伪之事，此所谓“野蛮的文明”。今日中国正需此种“野蛮的文明”。

    俱往矣。先民们龙腾虎跃、如火烈烈的身影，已经模糊、消失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显得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陌生。

    然而，他们却是我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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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局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 菩萨蛮

    公元220年，当了31年傀儡的汉献帝被废，汉朝正式灭亡。

    对汉代的灭亡，有各种解释。汉代不禁止土地兼并，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佃农，给地主缴纳十分之五的田租，国家租税虽轻亦无济于事，因此到朝代后期，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汉武设立内朝，削弱丞相之权，为外戚和宦官之权势大张埋下了祸根，到东汉后期遂不可遏制，朝政一团黑暗。汉代的地方行政长官本来权限就很大，赖有中央派出的刺史监督，但东汉光武帝为节省来回费用，竟下令刺史不必进京报告，坐镇地方即可，离心势力从此恶性滋长。当然还有偶然的因素。东汉从和帝到灵帝，没有一个皇帝活过三十六岁，连续九个皇帝平均寿命不足二十年，在位不足十二年，没有一个王朝经得起这样折腾的。

    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汉末桓、灵帝时，王纲解纽，宦官专权。《后汉书》写道：“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野的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为了维护儒家理想中的君主政治，联手奋起反击。太学生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中下级正直官吏则在此鼓舞下打击宦官及其亲朋。虽然这些人（时称党人）一次又一次遭到打击、驱逐和杀害，却前赴后继，社会舆论则向他们一边倒，党人的领袖张俭被官府追杀外逃途中，许多人冒死掩护，成百人受牵累而破家灭族。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为汉代人励志敦行的品格添上了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

    而汉的武力依然不可轻视。东汉末年，羌族为患，护羌校尉段颎率领轻骑穷追猛打，出塞二千余里，大小战一百八十次，斩杀三万八千余人，彻底平定了东西羌的叛乱，汉军仅战死四百余人。公元170年，在黄巾军横行中原、帝国风雨飘零之际，西域的疏勒国反叛中央，凉州刺史孟佗立即发兵征讨，据《曹全碑》记载，这次远征疏勒王“面缚归死”。有史学家感叹：“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

    汉的雄强，其流风余绪一直延续到三国。汉家三分后，周边的民族依然不能与之对抗：曹操北征乌桓，观沧海而还；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孙权派甲士万人浮于海，东渡台湾。三国时期，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其慷慨激昂之气，千载之下，仍然令人神往。

    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到公元220年献帝被废，除去中间王莽的短暂篡权，汉统治中国超过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统一王朝。即使把后期董卓入洛阳、汉朝皇帝名存实亡的年份都去掉，汉代在历代统一王朝中还是享有最长的国祚。历史上每当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时候，汉总是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旗号。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称王，都以汉为国号，以汉高祖后嗣自居。最后一个汉政权出现在1360年，四年以后被朱元璋所灭，这时，离汉朝灭亡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汉的灭亡，不是简单的一个朝代的更迭，而是一种精神的远去。在董卓焚烧洛阳的冲天大火中，在五胡乱中华的遍地狼烟中，在魏晋名士纵情背俗的清谈中，在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蒙蒙烟雨中，中国的原生文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