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本鉴定要点
鉴定古书，首先可注意其封面与牌记。今日所见，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时书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书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时间、书坊字号，如清雍正刻本《李义山诗》封面为：“雍正八年携，华亭赵润川解，《李义山诗》，金陵刘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进呈，《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一般有封面的书，据以断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书例外。一是原书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调换，以新面目出现，其内容却是旧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阁书版，在毛晋身后便转归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转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将各卷首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诸字挖去，补刻“洞庭席氏”，实质上仅是改头换面而已。另一种情况是整套书均由后人依样翻刻，翻刻时将原书封面只字不误地照刻，初看误以为是原刻本。遇此情况，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写时间即可。这种情况，不妨解释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办事古板或书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伪，则会尽可能地乔装打扮，故还得从其他方面去一一识破。
牌记又叫书牌子，多刻在序目后或卷尾书末，类似现在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名称，如明正德本《文献通考》，在卷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岁暮独斋刊行”双行牌记。有些牌记内容较长，如嘉靖本《初学记》序末刊：“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东海郡开国公徐坚等奉敕撰纂初学记一书，近将监本是正讹谬，重写雕镂，校勘精细，并无荒错。买书君子，幸希评鉴。嘉靖丁酉岁冬书林宗文堂刊行”。这很能说明选用底本、校勘等情况。
序、跋是著者或与之有关的师友、后学撰写的该书成书过程、写作缘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后，撰写时间一般距刻印时间不远，可以作为鉴定年代的一个依据。但单纯靠序跋题写时间还不可靠，因为不少书籍在翻刻时将原序依样刻录，因此得看看共有几篇序，以最近的一篇来推算。当然，遇到将序年挖改作伪的情况，还将凭字体、纸张等其他特征来辨别。
题跋、识语是藏书家、鉴定家直接写于其所藏之书卷首或卷尾的个人研究心得，借此可了解该书的流传情况，同时也提供了名家的鉴定见解。如北京图书馆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赵锈藏明版《韵语阳秋》卷三末有赵氏题识。其他如黄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爱的书上题语。与题语同时出现的是藏书印章，如××楼、××阁、××斋、××堂、××轩以及藏书家姓名、字号等等，自然也是鉴别时代、了解流传的一项内容，但它同题语一样，也有伪作。
书名的冠词，有时可直接知道该书的写作年代，如称“国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圣宋”等，一般都作于当代，而若重刻，则冠以“重刻”字样，或将“皇”、“国”等字删去不用。如《圣宋文选》、《皇元风雅》、《大明一统志》、《皇清经解》等。而元人撰《国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国朝先正事略》等均为当代人所刻的当代人著作。
避讳是遇到当朝君主或所尊者时所采用的改字、空字、缺笔等文字书写现象。如宋微宗名赵佶，则书中凡遇“佶”及吉、咭、诘等字均要回避。明熹宗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横笔，“校”作“较”。这样，在鉴定版本时，讳字便也是一个内容。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陈垣先生有专著《史讳举例》(中华书局出版)，可参阅。不过避讳情况在具体实施时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万历后趋密，不能一概而论。
在查阅一些古籍著录书时，常见有“××叶，××行”的记录，这便是行款字数等的版式统计描述，因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规格尺寸不一，行数、字数也不同。另外，边栏、鱼尾、书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如《后汉书注》，宋王叔边刻本为半叶13行，行23或24字，细黑口，左右双边；黄善夫刻本为半叶10行，行18字，细黑口，四周双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