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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中国古代冶金和锻造技术及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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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1 13: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杂志编辑 于 2016-3-21 13:5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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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讲座 3月24日 周四 21:00 开始

第十四期 明清刀剑修复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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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讲座将是一个有问有答的普及形式,希望在大家的关注下发展成系列专题,有兴趣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本周四晚九点,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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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冶金和锻造技术及兵器**》主讲: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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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互动讲座回顾
第十三讲 中国古代冶金和锻造技术及兵器**
主讲:汗青

中国除了镔铁这一制兵原料外,还有一样频频出现在各种典籍和小说及民间传说里的材料,那就是“百炼钢”。

在这里我想先强调和澄清一个极其常见的错误,那就是“冶炼”和“锻造”的区别。

很多人虽然知道这两个词的含义和区别,但在使用中却还是会经常把这两词的含义搞混。我们知道,“冶炼”是指炼制矿石,也是将矿石还原为纯度比较高的单一材料的过程,譬如炼铁、炼钢。而“锻造”则是在获得了纯度比较高的材料以后,对其进行锻打的再次**,最终将其打造成我们需要的器物,譬如将经过冶炼获得的比较纯净的钢铁材料锻造成刀具。

如上文所说的镔铁,当然是一种冶炼产品了。而另一种在我国古代经常被说到的“百炼钢”,这名字中虽然有个“炼”字,但却是锻造出来的产品,并不是冶炼得到的产品。所谓的“百炼钢”刀,乃是指用冶炼得到的钢铁料,经过一定次数的折叠锻造制成的刀具,而不是用一种冶炼出来的叫“百炼钢”的材料**出来的刀具,因此其正确的叫法应该是“百炼”钢刀。

冶炼和锻造,是目的和方式都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阶段,这是在研究古代冷兵器时必须要搞清楚的两个概念,也是相当重要的两个概念。

关于“百炼”钢,三国时曹丕在《典论》中的“剑铭”一文里有如此说:“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錬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以为宝器九,剑三……刀三……**二……露陌刀一……”而《北堂书钞》中也有引曹操《内诫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吾闻百鍊利器,辟不祥,慑伏奸宄者也。”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则记载蜀主刘备曾命“蒲元造刀五万口,皆连环,及刃口列七十二煉,柄中通之,兼有二字。”陈琳的《武军赋》云:“铠则东胡厥巩,百鍊精钢。”傅玄《正都赋》则有“苗山之铤,铸以为剑,百辟文身,质美铭鉴”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都有大量**“百炼”刀剑列装其部队的记载。

就目前笔者所知的范围内,与“百炼”钢刀剑有关又有明确称呼的存世品,世界上共有六口。其中两口在我国,四口在日本。

存于日本的四口刀剑中,一口为我国汉代环首刀,一口为朝鲜所造之刀。余下两口中的一口出土于熊本县船山古墓,其上有错银铭文和图案,称“八十湅”,据考可能为公元五世纪产品;还有一口为日本本土造的“稻佐山铁剑”,也称“辛亥铁剑”,其刃身表、里有铭文合计115字,铭文内容表明其为公元471年所造之物,并称此刀为“百練利刀”。后两口的其余信息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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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本埼玉县出土的“稻佐山铁剑”,也称“辛亥铁剑”。


另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振玉的《贞松堂集古遗文》一书中,曾提及我国尚有三口“三十湅”的错金书刀存世,均为东汉和帝永元(公元89——105年)年间之物,其中一件的铭文为:“


永元十六年 广汉郡工官卅湅□□□□□□□□□史成长荆守丞熹主


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获知这三口刀的实物现存何处之信息,不知其尚在否,故只能暂录其名于此,不敢贸然将其归为存世品。

我国的现存的两口刀剑中,其一为1978年江苏徐州出土的东汉钢剑,茎上有错金隶书铭文:


建初二年 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湅□□□孙剑□


此刀茎另一面有阴刻铭文曰:“直千五百”。另外一口则是1974年在山东苍山出土的东汉钢刀,刀身上有错金隶书铭文:


永初六年五月丙午 造卅湅大刀 吉羊宜子孙


此两口都是东汉之物,建初二年和永初六年分别为公元77年和112年。

在日本的三口刀中,其中的汉环首刀出土于奈良县,为汉中平年间(公元184——188年)所造,刀身的错金铭文为:


中平□□□五月丙午 造作支刀百煉清钢上应星宿 下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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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口朝鲜刀,实际是供奉器,不是实用器物,其形状如竹枝,有七个分叉,故名为“七支刀”。

此刀造于东晋废帝泰和四年(公元369 年),据记载,为中国赐朝鲜刀的**品。当时的百济欲征服朝鲜半岛西南的马韩部,但百济主力正在西北与强敌高句丽争夺带方地区,因此对西南部无法动用重兵,所以联合日本一起出兵。经百济和日本的联合作战,朝鲜半岛西南部终于归百济所有。为了纪念此次战役,百济王世子遂造此“七支刀”赠于日本。刀上铭文有表、里两处,其铭文如下:


表铭:泰和四年五月十六日 丙午正阳 造百練銕七支刀 生辟百兵 宜供候王□□□作


里铭:先世以来 未有此刀 百滋(济)王世子 奇生圣音(普) 故为倭王旨造 传示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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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目前所知与“百炼”有关的兵器,已基本罗列完毕。下面我们根据这些实物以及古文献,来探讨一下这个“百炼”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百炼”这个概念,学者们历来争议甚多,最大的分歧之处在于 “百炼”这个词到底是实指**过程中某些方法或数量,还是仅仅为一种称呼复数的文学修辞手法。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上文中曹氏父子及傅玄都提到的“百辟”说起。

“辟”字,据孙机先生于1990年《文物》杂志上发表的考据文所言,当是“襞”字假借,“襞”字之本义为折叠,如“襞积”等。

至于“錬”字,原本当为“(氵柬攵)”字,东汉以后多写为“煉”“鍊”,王筠有曰:“煉、鍊同字”,后来则都写成了“炼”。

而《说文》解“(氵柬攵)”字时又道:“(氵柬攵),辟(氵柬攵)铁也”。所谓“辟(氵柬攵)”,就是折叠以火锻之,“辟(氵柬攵)铁”即取铁折叠然后加热锻打之意。而“湅”字又为“(氵柬攵)”之简,是以煉、鍊、湅三字,实本为一义。

因此如果单从“炼”字原本的字义上看,所谓的“百炼”,其义就是多次折叠锻造,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百”字到底是一种复数称呼的修辞手法,还是实指的数字了。

而这一点,我们可从科研数据中去求证。

我国考古研究人员曾分别对徐州和苍山的那两把汉代刀剑做了显微检测,发现其断面均有明显的分层。尤其是“卅湅”刀,科研人员采用了“双盲”原则进行观察,即由两组人员分别进行显微观察,其中一组人员事先不知道其观察目的和刀剑铭文。最后的结果是在百倍显微镜下,“卅湅”刀观察到的双盲数据分别为31层、31层弱、25层;而“五十湅”剑观察到层数,是中心有15层,两面各20层,合计55层,两者都相当其吻合或接近其标称的“卅湅”和“五十湅”(1)。

(1)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与探讨》,《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北京。韩汝玢、柯俊:《中国古代的百炼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由此可知,这两把刀剑的折叠层数,与其上“卅湅”、“五十湅”的铭文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观察对象是一柄,那么有可能这是个巧合,但从两柄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铭文的器物上观察到的数据,都与其上铭文标称之数字吻合,那就不太可能是一种巧合了。曹丕说“精而鍊之,至于百辟”,此当为本义,而曹操所谓“往岁作百辟刀五枚,吾闻百鍊利器,辟不祥”云云,又可见其时“百辟”与“百炼”本为一义,故“百炼”最初的本义就应该是指刀剑本身的实际折叠层数,是一种实指标称。曹氏父子这两段文字,尤其是曹操之语,对这一概念的澄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故所谓的“百炼”钢刀剑,应该就是指经折叠锻造得到的有百层左右折叠层数的钢刀剑。其中的数字如“卅湅”“五十湅”“八十湅”“百湅”等,最初都是标示产品规格的具体计量单位,如“卅湅”就是有大约三十层的折叠,“五十湅”则为大约五十层折叠,“百湅”自当是百层左右的折叠了。至于这其中出现的轻微误差,是因折叠层数是直接由折叠次数得到的,而折叠次数又要受原材料含碳量的限制。在我国古代并无任何检测含碳量的精确手段,因此想得到理想的产品,最多只能通过选择大致符合折叠次数要求的含碳量原材料这一手段来实现,所以其折叠次数必然无法做到异常精确,而且层数的产生还和折叠过程的手法有关。另外,文物本身经多年的锈蚀和损坏,外加目测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产生误差的因素,故有一定程度的正负误差是正常的。

又,日本方面有部分学者如新日铁研究所的石井昌国氏,从炒钢法冶炼产品和锻造等技术角度考虑,以我国徐州和山东的“卅湅”、“五十湅”两柄刀剑的含碳量差异为佐证,认为“卅湅”“五十湅”“八十湅”“百湅”等称呼是表示折叠次数,以此区分产品含碳量,是钢品质高低的一种标称。但这一推论如与我国考古研究人员观察得到数据相比,显然存在一定理解上的谬误。实际上,目前我们知道在现在传统日本刀的**中,其折叠次数正常的也就十三到十八次,从这一点也可以间接证明石井昌国的论点是有所谬误的。

盖因折叠层数多少,当然会直接关系到脱碳程度,在原材料接近的前提下,折叠锻造层数多的必然含碳量就低,这是一常识性的认识,因此仅以含碳量差异为依据做此断论,并不可靠。另外,如果折叠次数如此之多的话,那么势必造成因脱碳严重而降低硬度,这对刀剑制品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且如果“卅湅”“五十湅”是标识折叠次数的话,因折叠锻造的次数和层数的对应关系是以2的N次方这样的方式递增的,因此只要10次折叠其层数就将达到1024层,这显然与我国研究人员得到的数据差距巨大,无法支持其观点,故此推论有所谬误。

从我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出土实物和各种记载来看,我们还可以发现,自东汉代起“百辟”“百炼”两词才开始出现,尤其在魏、晋及五胡十六国时期更是出现得比较频繁和集中。而从大量考古研究成果看,钢铁经多次折叠锻造出优质钢刀剑这一技术,基本可以断定其成熟和推广阶段是在汉代,多次折叠锻造的钢刀剑实物发现在这一时间段也相当集中。而此前所发现的钢铁刀剑,大多是以直接自矿石获得的块炼铁产品制成,因此虽然也可进行折叠锻造,但由于材料性能所限,折叠次数相当有限,如燕下都的战国末期铁剑等。事实上,大量汉代之前出土的钢铁刀剑实物,大多为铸铁渗碳,很少见有折叠锻造的,这与当时**钢铁刀剑的原材料是直接自矿石获得的产品有关,也就是和冶炼法有关。

但至迟从西汉后期起,我国开始使用生铁以“炒钢法”来获取钢铁原料,逐渐淘汰了之前直接自矿石获得的块炼铁产品,到东汉已普遍开始以这种炒钢产品来**刀剑,而东汉晚期到魏晋更是开始出现了灌钢法。这一原料生产技术上的进步,使得刀剑**中的多次折叠锻造技术成为可能并迅速发展起来,刀剑的质地和性能、折叠锻造的次数和层数都比以前有了明显提高。前文提及的这些汉代钢刀剑,就是最有力的实物例证。

另外从折叠层数及器物年代看,前文提及的产于公元77年、112年及89——105年之间的五柄刀剑,均为“卅湅”和“五十湅”产品;而到了公元184——188年和369年,出现的则是两柄“百湅”产品,虽然这个数据不能满足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数据要求,但折叠层数明显增加这一现象,却让我们至少有了做如下推断的余地:随着钢铁原材料生产技术的提高,刀剑产品的折叠锻造技术也随之迅速提高,并且开始逐渐稳定成型为一个有着一定技术参数的固定体系,这就是所谓的“百炼”钢刀剑**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多次折叠锻造这种刀剑**技术,虽然自战国末就有出现,但却是在汉代、尤其是在魏晋时期成熟并得到大规模推广的,以这种技术**的产品是当时精良兵器的代表,所以那时的人们大多都知道其本来含义,不会错用其义。如陈琳《武军赋》中的“铠则东胡厥巩,百炼精钢”这一说法就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意思是说此铠乃是用“百炼精钢”制成,所以品质优良。

至于曹丕《典论》中说其“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錬之,至于百辟”,则不但指出了此种多次折叠锻造技术是当时国之良工使用的先进技术,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说出了“百辟”和“錬”的本义。即在**这批刀剑时,其“精而錬之”的程度,甚至到达了“百辟”之多,也就是达到了折叠百层的程度。这是目前我所知的对当时刀剑**技术最严谨也最符合“百炼”这一称呼本来含义的历史文献诠释。

另外,曹丕本人自小师从当时的剑法名家史阿,擅长剑术,武艺十分精强(此点可参见拙著《史说新语》中论曹丕文一篇),且喜名剑良刃,《三国志》里还有记载他向政治对手、弟弟曹植的智囊杨修索要好剑一事。而《典论》里的这段记载,说的也是他命人为自己打造九把精兵之事,从文中内容看,他应相当熟悉刀剑**过程,故记载内容严谨、明确。因此曹丕这段文字,对我国古代刀剑**技术的考证,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而我们再从建初二年(公元77年)的那把“五十湅”剑“直千五百”的价格来看,还可以发现其当时的市值相当高。汉代有明确价格记载又与此时间段最接近的,是与建初年号相接的汉明帝(公元28——75年)时期,史料记载当时一斛粟值三十钱,以此价格计算,则一千五百钱足可买五十斛粟。按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一书中论证的计量单位换算过来的话,五十斛约等于现在的六百七十五千克,相当于四个人一年的口粮有余。“五十湅”已经要如此价格,如果是“八十湅”“百湅”,我相信价值会更高,而且从其所需要的技术和生产成本考虑,其价格不太可能是等比增长,应该是成倍上涨。由此可见,使用多次折叠锻造技术**的“百炼”钢刀剑,在汉代的价格相当高,不是一般人能用得起的。这一点,也可支持我之前说的多次折叠锻造的兵器在当时是先进良兵的这一观点。

至于后世对“百炼”这一称谓的分歧,我以为一是因多次折叠锻造技术在魏晋以后已成为刀剑**的常规程序,所以这个过程逐渐被人们漠视和忽略;二则由于后世文人多不通冶炼和锻造技术,对“百辟”“百炼”等称谓开始望文生义,以至遗其最初之本义,仅知道这是指质地和性能都很好的兵器,于是便将“百炼”当成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来使用,此为不知其所以然,不知“百炼”一词最初是**技术过程中一个数值的实指而产生的误解。


印度:瑰丽的乌兹宝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印度的乌兹钢兵器。

在印度,由于乌兹地区特殊的矿石开采量限制,使得坩埚炼制的乌兹钢基本只被用来**高档兵器,所以此种半液态坩埚冶炼技术反而得以传承绵延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乌兹地区特有的铁矿被开采殆尽后,这种特殊的冶炼技术才渐渐没落,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左右,终于也成为了千古绝唱。

乌兹地区特有的这种坩埚冶炼钢,在类别上属于铸造型花纹钢,它是直接自冶炼得到的结果,所以无论是从冶炼方式还是其性能和成分,还有**刀剑成品所需要的锻造方式看,都与后来欧洲大马士革钢这种将几种含碳量不同的钢材以折叠锻打手法焊合而成的焊接型花纹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乌兹钢和大马士革钢,虽然同为花纹钢,但却是从冶炼方式及成分、性能都完全不同的两种钢材,一为铸造型花纹钢,一为焊接型花纹钢,两者唯一一致的,是它们最后都是能在成品上显现特殊花纹的花纹钢而已。

由于乌兹钢原材料在17世纪左右被采完,所以此后已无法打造出传统意义上的“乌兹”刀剑,之后盛行于欧洲以折叠锻打得到的焊接型花纹钢,即“大马士革钢”,虽然也有人曾将其叫作“乌兹”钢,但实际已是一种与传统意义上的“乌兹钢”有着根本不同的钢材了。因此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


二,日本刀——低温冶炼、锻造和淬火技艺的颠峰之作


日本刀,和其他名刃都有所不同,无论是从材料的获取还是其锻造及热**技术上看,它都是一种非常独特且个性鲜明的兵器。

自汉代起,中国的各种技术和物品开始不断流入日本,随着越来越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及隋唐造刀术的传入,刀剑**技术在日本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后,最终在这个岛国上稳定下来,并发展成独特的日本刀**体系。即使到现在,其与五、六百年前的日本刀体系也没太大的变化。

说日本刀**,就不能不说的是**日本刀的原材料,尤其是其中被传说得神乎其神的“玉钢”(Tahamagane),是必须要讲清楚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日本刀的独特之处。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学界——主要是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大多认为中国江南一带先进的炼钢技术,约在公元6年左右开始流入日本。之后经过了一千余年的本土发展,再伴随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等带回的中国大陆隋唐刀及锻造法的传来,最终形成了**日本刀所特有的炼钢法和制刀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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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的炼钢术——炒钢法,大致有三种形式,即单室式炒炼、双室式炒炼、串联式炒炼。而从冶炼炉的构造和工艺流程上看,日本在新新刀时期前广泛采用的踏鞴(Tatara)炼钢法,从冶炼炉的结构和原理看,实际上和中国炒钢的单室炒炼法基本就是同一种技术。

但中国在西汉之后,开始使用经过初步冶炼得来的生铁为原料,再以炒钢法获取钢铁原材料,不再使用直接自矿石中取得的块炼铁来锻造刀剑产品。并且中国的单室式炒炼在燃料中逐渐开始使用高温燃料——煤炭。而日本则因为地质和地理环境等问题,一直都以木炭为主要燃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未使用其它更理想的高温燃料,也未在这方面有大的发展,是以当时的炉火温度最高只能达到摄氏1150度左右,远不能达到摄氏1535度的纯铁熔点,虽说含有杂质的矿石熔点要比纯铁低不少,但在这么低的温度下,铁矿石依然是很难完全融化的。也因此当时的日本人为了获取理想的材料并炼去其中的杂质,在冶炼原材料上使用了表面积远大于大块矿石的砂铁,以求能更好地融化矿石,但同时炼制的时间也变得相当长,常常需要三天三夜甚至七天的不间断熔炼。

只是他们虽然使用的是与中国炒钢单室炒炼法差不多的冶炼炉及**流程,但因为原料不是生铁,而是铁矿石,之后也没有再行炒炼,所以炼出来的产品还是块炼铁。

这种低温冶炼法炼出来的成品,是一种不规则、通体多孔呈海绵状的块状钢铁,一般称其为“海绵铁”,这和我国古代最早炼制出来的块炼铁,本质上就是同一产品。

日本冶炼师们在冶炼时,会先把砂铁放入炼钢炉,然后加入特制的木炭,再开始进行冶炼。由于他们使用的是木炭,而不是煤炭和焦炭,所以温度受到限制,其炉温无法获得大幅度提高,这对钢材的纯度及产生的成材形状和性能,还有最终的用途,都产生了相当大也相当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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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这种踏鞴(Tatara)炼钢法,如果再细分的话,还可以分为两个分支,一种叫鉧押法(Kura),另一种为铣押法(Zuku)。

鉧押法是以砂铁为原料的一种炼钢法,也见于私人小型冶炼。如有些地区会采用一种名为“真砂”(Masa)的砂铁为主要材料,这种产于日本本洲西部的“中国”地区的名为“真砂”的砂铁,要比一般铁矿石所含的锰、磷等杂质少,所以炼制出来的钢材纯度比较高。

按照日本的有关记载,使用这种冶炼法,大约每3400贯(1)砂铁和3400贯木炭,可以炼出300贯钢,400贯生铁和250贯熟铁,其中那300贯钢,就是**日本刀的主要材料之一“皮铁”(Kawatetsu)的原材料。

(1)贯:日本江户时代的重量单位。1贯=1000匁=10000分。匁旧作钱、泉,依其发音(もんめ)又作目,1匁等于今制3.759克。

由此可见,日本刀用钢的出产率和产量非常低,共需大约26.7吨的原材料,才能炼制出1吨成品钢,因此即便不计算其中的人工,光是原料成本都是相当高的。事实上,这种冶炼法也确实是一种效率底下比较原始的冶炼法,单纯从生产效率上看,相当不经济,而且对木材的消耗也极其庞大。幸亏日本是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多山国家,不然的话,只怕几百年的采伐全国就要被搞成沙漠了。

至于铣押法(Zuku),一般为大型商业冶炼采用,冶炼工场使用的是一种叫“赤目”(Akome)砂铁原料,由于原材料和冶炼方法不同,所以铣押法得到的成品要少些,大约26.7吨的矿石和燃料,只能炼出 0.8 吨可以用于日本刀**的成品,其产品相当于我们国古代的白口铁,其它成品还有“左下铁”、“庖丁铁”等等。能直接用于**日本刀的另一主要原材料“芯铁”(Shintetsu) ,就大多来源于这种冶炼法。

这两种冶炼法,事实上其操作原理和流程都比较接近,相对而言,铣押法要略微先进些,这两种冶炼法的产品,日本称鉧铁(海绵铁)和铣铁(即我国古代的白口铁)。

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鉧押法冶炼完之后,得到的鉧铁并不是整块可以使用的成品,这是一种大块的品质不均匀的海绵状钢铁制成品,冶炼师需要用大锤把这种钢铁块敲碎,然后将碎块仔细地分门别类,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将部分材料拿去**日本刀,也可以进一步**冶炼,分别得到玉钢、破面、铁滓、左下铁、庖丁铁等各种成品料再予以分别使用。这其中,可以用来**日本刀的原材料一般不超过三种。

事实上,日本的这种冶炼技术,从科技进步角度看,是相当落后的。

综合日本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一致的的观点是,日本本土冶炼技术发展大约分四个阶段,其冶炼方式、场所及刀匠使用材料之间的关系如下(其中说的高温炉,是指与之前的温度比,而并非冶金业所指的高温炼炉):

一,原始低温野炉(自然通风)时期。这一时期大量的是私人小规模冶炼,成品为鉧铁,也就是海绵铁,作成以后需要刀匠将鉧铁拆分后使用,上古刀基本都是这一形式的产品。

二,初期低~中温炉(吹子)时期。这一时期为私人及零散商用小规模冶炼,产品为鉧铁和铣铁,依然需要刀匠拆分后使用,这一时期为上古刀到古刀期。

三,中期高温炉(踏鞴)时期。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鉧押法大规模商业冶炼,同时产品也多样化起来,其成品有出羽钢、印可钢、千种钢等,刀匠们开始大规模使用半成品钢,也就是玉钢锻造刀剑。这种造法成为普遍形式,是自庆长新刀起及之后。

四,后期高温炉(天秤鞴、大胴)时期。这一时期刀匠们使用的主要材料,大多为大规模商业冶炼出来的各种成品钢(造、粒、顷钢)及玉钢,新新刀时期刀产品基本都是在这一形式下**的。

实际上,日本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研究用煤炭的量产冶炼高炉,到两个世纪后的1873年,正式完成使用煤炭的高温反射式精炼炉的研发,因此新新刀时期有相当部分日本刀是采用冶金业概念上的高温炼炉的产品**的,而传统冶炼法则日趋式微、几近绝迹。也因此水心子正秀才会发起日本刀复古运动,最后成功地将传统低温冶炼和锻造法保留至今,并将传统日本刀要使用传统冶炼和锻造这一概念也基本固定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前两个时期里,刀匠们使用的原材料中,有相当部分是外来钢铁产品,即日本所谓的“舶载铁”,品种主要是中国的炒钢、灌钢产品,也有部分印度钢和南蛮铁(欧洲产品)等等。而后两个时期的刀匠们虽然主要以本土产的钢铁原料为主,但上述的这些外来钢铁产品,自上古刀到新新刀时期,日本刀匠们是一直都有使用的,不过是数量多少而已。

海绵铁这种比较原始的冶炼产品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也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可以同时炼出钢和生、熟铁。

在中国,因为这种块炼铁产品所含的杂质较多同时又成分复杂,使用很不方便,所以最后被逐步淘汰。

而日本的刀匠们,因为燃料和一些其它原因的限制,在无奈之下只能最大程度地去利用这种特性,他们因此开始将不同成分的材料运用于刀具的不同部位上,同时不断**锻造技术,从而找出了一种几乎可说是使用这种成分复杂的原始块炼铁的最好方法,并一直流传至今,最后甚至将其发展到了如果不是使用以这种方法获取的原材料**的刀,就不是传统日本刀的地步。

不得不说,日本人性格中那种无论什么都力图极致和完美的精神,在这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与低温炼炉产品相比,高温炉的成品钢由于在冶炼时,原材料中的细密结晶体为减少数量以减少总表面积,会自行组合为比较肥大的晶体,对制成品的强度和韧性有一定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使用高温炼炉**出来的刀剑,一般在淬火后还需要再进行回火工艺**,也就是把制成品再放回到低温炉火内一段时间,使材料能重新结晶,形成细密结晶体,以回复其强度和韧性,同时消除肥大晶体之间的内应力。

遗憾的是,这种产品虽然整体性能上未必就比使用低温冶炼产品**的日本刀差,而且**难度也远小于日本刀造法,但由于产品原材料和**工艺上的差异,使得其在地铁及刃文上表现出来的外观,无法达到日本人苛刻的审美标准,因此日本人对使用高温冶炼产品**的刀剑,并不认可。

但是,使用高温炉锻造,钢材更易被打造成需要的各种形状,这是它的优点之一。

而使用低温炼炉产品锻造的日本刀,因为其晶体能够一直保持对刀具有利的细密状态,晶体的分布和比例都相当理想,所以日本刀在淬火之后这种回火对材料本身的硬度、强度和韧性改变不大,主要作用地是为了避免淬火形变及烧刃时因高温产生的内应力,一般回火温度在200度左右,如果温度过高,会出现不可逆的第一类回火脆性导致品质大幅度下降而成为废品。

我有次造了一柄小直刀,做完敷土烧刃后,因为有其它事,就先放下了,再后来不知怎么地大家都忘记了回火这事,直接进入研磨程序。

结果是我们的研磨师郑晓重在研磨的过程中,刃区的内应力开始表现出来。有一天的半夜,郑晓重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在研磨刃尖部位时,发现了一个致命损伤——刃切。

这一点点疏忽导致了这件作品彻底报废。


用低温锻造技术**的产品,最关键的是它在经过热**后,能够拥有日本人努力追求的那种变化多端而又美丽的地铁和刃文。可以这样说,日本刀自原材料的获取到其打造成形的过程,是一种把低温冶炼和锻造、热**技术都发挥到了极致的工艺。

然而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由于材料性能和**过程的特殊性导致很不容易控制成品形状,这使得其对锻造工艺的要求非常高,期间全靠个人经验,因此非常不容易普及,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刀匠,其过程非常长也非常困难。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日本刀弧度的产生,就与一般刀具完全不同。

世界其他地区的兵器,尤其是刀剑,其弧度基本都是打造出来的,而日本刀则不然。日本刀弧度的形成,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使用不同成分材料**的刀身,其各部位张力不一样、在淬火时收缩比也不一样而自然形成的,并非全是直接打造出来的。

另外,折叠锻打的时间长短和次数,会影响到含碳量,由于这一原因,传统日本刀的“折返锻炼”工艺有着相当严格的次数限制。

在古代,是没有任何仪器可以得到“折返锻炼”次数对含碳量影响这一数据的,因此这一过程的掌控只能依赖于经验和技术,掌握最合适的“折返锻炼”次数,是一名优秀刀匠所必须掌握的经验和技能。

也所以这种**工艺,对**者的经验和技术要求变得非常高。尤其在钢铁折叠次数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者必须在一定时间和折叠锻打次数内,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刀身状态,此刻刀匠眼中直接看见的并非是最终的成品形状,真正的成品形状必须在淬火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光是这一段工艺流程内对**者的经验和技术要求之高,就已相当苛刻,由此可见打造日本刀所需的技艺之高。

也因此在日本刀**中,以独特的踏鞴低温炼钢法炼制的原材料获得,是至关重要的。而要使用踏鞴低温炼钢法得到这些特定的材料,又需要日本一些特定地区生产的、成分比较特殊的如“真砂”和“赤目”这样的铁砂。日本刀匠们正是在长期使用这些低温炼钢产品的过程中,依据经验掌握了最合适的使用方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锻造体系,所以想要以日本传统技术**出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刀,特定的原材料和踏鞴炼钢法是很重要的两个基础条件。

这也是日本刀能独步世界,与“乌兹”、“大马士革”、“克力士”等制刀系并列,成为世界上一大独立制刀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以上所述的这些原因,严格地来讲,并非凡是出产于日本、形状符合传统**标准的刀,就可以叫“日本刀”的。真正可以称为“日本刀”的作品,有其特殊的要求和含义在内。

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刀,除了要符合形制和其他方面一些硬性标准外(如区别“太刀”和“刀”等这些种类的传统定性标准),最基本的几条就是——如果它使用的不是以传统冶炼手法得到的日本刀原材料、不是采用传统炼炉打造、不是采取传统的热**淬火工艺,那么不管其他标准符合与否,都不能算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刀”。

换句话说,如果你拿高温冶炼得到的成品钢材去打造一把刀,哪怕形制和工艺都没问题,日本人也不会承认这是日本刀的。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使用现代工艺,使用高温炼炉及现代钢材大量生产了一批**,这种**现在一般叫“模造刀”,意即其使用模具浇铸或以大工业流水工艺量产的刀,或者干脆按照其部队标记型号直接称为“XX式**”,如九五式、三二乙等,日本人则称呼其为“Gunto”,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刀。


中国直身刀的形制传承


由于中国自汉至唐都没有实行严厉的禁私兵、禁民造武器之法度,且其中一些朝代还持鼓励态度,中国冷兵器**技艺在这一时期内得以飞速发展,同时,兵器文化的传承即使历经连绵不断的战乱,也依然能一脉相承,继续保持着我国特有的传统形式,包括在审美等各方面,最终在唐达到了中国冷兵器**及兵器文化发展与传承的颠峰。

事实上,中国兵器**技术和兵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商周起到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一直都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其间没有任何断层。无论是刀本身的形制亦或是外装,只需肉眼看一看,谁都可以很直观地得到这一答案。


刀身:刀,第一要素当然是刀身的形制。

从汉代环首刀到唐刀,在这长长的一千一百多年中,中国刀的刀身形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激进一点,大可以把“几乎”二字都去掉,直接说唐刀和汉刀的刀身形制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中国刀从汉至唐在这段时间中,一直都保持着直身单刃、刀头部位以一个和刀身呈大角度的直线切削形成刃尖这样一种形制,甚至连在近刃锋处以一个角度向另一面斜切出通体细直刀刃的这种结构都毫无改变。有变化的仅仅是原材料和造法上的不断进步,或许还可以把唐刀开始出现了不少镐线结构这类细微的进化也算上。

实际上,从这一千年未变的直身刀形制,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一千余年以来,中国骑兵部队的主战兵器不是短柄战刀,而应该是矛、槊这类长兵器或是**一类的远程攻击武器。

因为对步兵来讲,由于敌人通常都有护具及盾牌等防护手段,尤其是盾牌的大面积防护,使得借助刀身长度杀伤、长度路线比较长的砍劈很不容易命中,而运动距离短、动作突然及发动攻击的所需面积极小的刺,比砍劈更容易命中。因此就步兵使用的短柄战刀来说,可以刺、砍两用的直身刀显然要比弯刀好用得多。这从汉环首到唐刀一直保持不变的135度大角度直刃尖上,也可以清晰看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出现于我国两千多年的135度角直刃尖,是迄今为止公认的穿刺和承受力度最好的结构,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军用战术小刀,都是这种135度角的直刃尖。

从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军队情况以及力学和实战角度看,骑兵的主战兵器如果是短柄佩刀,那么其刀身基本都是弯的,而且弯度还都比较大,这和骑兵的杀伤方式有直接关系。欧洲、中东以及亚洲的日本都莫不如是。

骑兵作战的主要方式,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大家高举马刀冲过去一顿猛砍,尤其是骑兵对步兵的时候,更不可能如此。因为对骑兵来说,步兵们实在太矮了,不可能也不需要用那么夸张的动作来进行战斗。

一般情况下,骑兵刀的单纯刀体重量大都在1~2000克左右,日本的比较轻,普遍为1000克上下,即使加上装具,也只有1500~2500克左右。不过千万别因为这个数字小而看不起它对体能的要求,有谁不信的话,可以拿个差不多重量的棍子,然后单手高举过顶向下猛砍,看看你能做几次这样的动作……我相信一百次以后,第二天你的胳膊绝对会酸痛到做不了任何事。除非你受过专业训练。

这种大力劈砍的方式,是非常耗费体力和臂力的,而且对腕力的要求极大,如此剧烈的挥动不可能坚持太久。因此除非是骑兵对骑兵或是在接战初始的那几下可能会这么做之外,骑兵们对步兵最普遍的作战方式,是将刀尖斜指向身体的侧后方、刀刃向前,借助马匹的高速冲击,将刀向前方挥动、再反手扫回去形成杀伤,然后反复进行这一循环。这样做,既可以大量节省体力又充分发挥了战马的速度优势,同时这种方式的杀伤还能给敌人造成最大面积的切割创口,战场上这种大面积伤口会让人大量失血并瞬间丧失战斗力,在解除战斗力方面,效果不比劈砍命中的伤害差。某种程度上,甚至因为可以大量**伤员而严重消耗对方各种资源,在战役中乃至战后给对方造成极大的负担。

对这种战斗方式来说,弯曲的刀身就有着相当多的优点。首先是在砍中敌人后阻力会变小,其反作用力也就相应变小,刀不容易在被格挡后震飞脱手(这也是很多骑兵刀都采取包围结构护手的原因)。同时弯曲的刀身还能加深、加长目标创口,最大可能地使敌人失去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弯刀的力学结构,使得它在横向撞击中,比直刀更不容易折断,尤其是在频繁、剧烈的撞击下,弯刀显然更耐用,这点从日本刀的烧刃几乎都在靠近刀茎部位时,会大幅度收缩宽度并很快消失这一现象上也可以看出来。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中国自汉至唐,甚至到宋,军队主战制式短柄战刀,却始终全是适合步战突刺的直身刀,而不是现在全世界骑兵都采用的弯身刀。

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个时期也就罢了,但历经千年演化而不变,这就不可能是因循守旧的结果了。因此,我认为这一实证,说明了一直到唐为止,我国中原地区的骑兵,骑兵白刃战的主战兵器是长兵器,如矛、槊等,中远程兵器为**。而短柄战刀无论长短,功用都是以防身为主,不是马上的主战兵器。这点,还可以从很多史料记载上得到验证,如唐太宗和尉迟恭的马上肉搏及追逐战记载,均为槊和弓箭,从不使用刀剑,薛仁贵也如此,而之前的名将也基本都是使用长兵器,如王铁枪王彦章等,极少见有使用刀剑等短兵的记录。


刀茎:汉环首刀和隋唐刀是一样的宽直扁茎,与宋之后到明清时期常见的那种牛尾细弯扁茎有极大区别,只是隋唐刀的茎身要比汉环首刀略窄些。

大部分汉环首刀的茎,与刀身是一样宽的,除刃锋之外没有可以任何区分刀身和刀茎的地方,茎刃之间通常也不安装剑格类的护具;还有部分则是刀刃方向的刀茎收进,略窄于刀身,以方便安装柄木。而隋唐刀的刀茎,在刀背和刀茎两方同时于刀格部位略呈收进,以便于安装刀格,因此比汉环首刀略微窄点。这种变化,与柄木及外装的进步有直接关连。

除这两点细微差异外,《唐六典》中记载的唐四种制式刀里的唐仪刀,与汉环首刀几乎没有任何差异,两者甚至连柄环上的装饰都非常接近,如常见的龙凤环首等。如果只看没有外装的刀条,不是非常熟悉中国古兵器形制和各朝纹饰风格者,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所以如果有人说它们是同一种兵器,一般人是不会有异议的。


刀首:唐横刀和唐障刀,其刀首略有别于唐仪刀和汉环首刀的环首,多为直接附着于柄木。这虽然和大多数汉环首刀有所不同,但却传承了秦汉两种剑首形制(圆盘形剑首、帽形剑首)里的一种,与秦汉时期帽形剑首的装法和构造基本一致,其区别仅在材料、工艺和装饰程度而已。


柄:秦汉刀剑的外柄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以丝、麻质地的细绳把比较细的刀茎裹到适合拿握的粗细,形成柄部;一是先以丝、麻等质地的细绳在茎上裹一次,再安柄木,然后或上漆,或再用丝、麻等质地的细绳缠裹以增加摩擦系数和舒适度。而隋唐刀则发展为直接安装柄木,同时在茎身的头、尾出现了一到两个固定柄木用的手花孔,日本人叫目钉孔,这使得更换柄木和保养都变得极为方便。柄木表层粘贴经过**的鲛鱼皮,这样既增加了摩擦系数和舒适度,又极具装饰效果,外观显得异常美观和华丽。


刀格:其实在刀身上,我以为最重要的外装就是这个直接附着于刀体的“格”了,其次才是首和柄木。

在这个最重要的外装具上,唐刀使用的正是我国传统古剑上用的“格”,而不是我们现在那种圆盘形状的俗称刀档、护手的东西。

唐刀的刀格,和商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剑格一脉相承,除大小和表面形状有所不同外,在结构上没有做任何改变。唯一不同的是外观和装饰技艺上变得异常华丽和美观,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其审美作用。

出现于我国商周时期的剑格,可以说是我国古剑中最具特色也最有代表性的的一个装具,其一直传承到唐代,几近两千年未曾有变,单只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感慨莫名。它与宋开始出现于刀上的那种板状刀档或者叫护手,除了同是介于刀身与刀茎之间的护具这一功能特征之外,无论从结构还是设计思路上看,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日本人后来把这种唐刀款式的刀格称为“唐镡”,并被他们视为最高规格的刀装形式,仅出现于在朝廷大典和重要仪式中使用的刀具上,即使到了十九世纪的幕末,也依然如此。


刀鞘:隋唐刀的鞘,比以前跨进了一大步,鞘上的佩带结构从秦汉时期的单耳式吊挂变为双耳式吊挂,一般认为这种变化始于公元六世纪。

我认为这种佩带方式的变化,与当时双马镫及高桥马鞍的出现,使骑兵从之前的快速移动到战斗地点射击或下马作战,进而发展为以移动中射击和冲击、近身搏杀为主的兵种,最终成为战场主力这种转变有着直接关系。

单耳式吊挂的结构,从使用角度看是很不稳定的,即使在步行时也需要手扶才能固定,不然的话,长长的刀鞘会不断地拍击人体并大幅度晃动。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当部分汉代人物画像中,都是一只手扶刀的姿态。当然,在骑兵行进中,悬挂身侧的刀体也一样会出现大幅度的摆荡,甚至有可能刀柄都被摔到身后去,这显然很不舒服。

这一缺陷在还没出现双马镫和高桥马鞍时,表现也许不很明显。因为当时的骑兵,充其量只能算快速机动部队,其主要作用是靠马匹把兵力快速运载到需要的战斗地点投入战斗,骑兵在行进中无法进行很有效的远程射击及冲击、搏斗。换句话说,他们如果想要获得精确、有效的杀伤,基本上需要停下来进行远程射击,或者干脆下马进行近身搏斗。因此当时的骑兵,对行进中其防身武器在身侧大幅度摆荡这一情况,还不会感到有太大不便。

而当双马镫和高桥马鞍出现后,骑兵开始真正成为冷兵器时代的战斗主力。他们能在高速行进中保持身体的稳定,甚至在马上直立,从而实现了移动中的精确远程射击,以及在高速移动中用肉搏兵器近身搏杀。而双耳式吊挂这种佩刀形式的出现,使得整个刀体能一直横贴身侧不出现大幅度的摆荡,刀柄也被始终固定在身前,拔刀异常方便,在行进中则可以完全不去理它,同时还能精确地调整刀体在身侧的横竖角度使之更舒适和适合抽取。这种刀剑佩带方式的演变,无疑是个极大地进步。


之前我说到兵器传承时,一直强调的是“兵器**技术”和“兵器文化”这两个方面,因为我认为兵器文化除了包含冶炼和锻造等技术内容外,还有审美及传统文化等意识形态上等这些极浓重的文化烙印,而兵器的形制,正是兵器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审美和文化等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等各项内容的直接表现之一。

所以单从以上对隋唐兵器这些形制上的比较而言,我想已有足够的理由说,隋唐刀这个我国冷兵器史上的颠峰技术神话,最大限度地传承了中国自商周以来的刀剑文化,无论是从形制上还是文化内涵上,它都是中国兵器血统纯正的嫡系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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