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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南唐代吴的研究

热度 1已有 523 次阅读 2010-11-3 00:11 |系统分类:藏人藏语|

五代时期南唐代吴的研究

——兼评李煜词讨论集中的一个有关的历史论点

卞孝萱

提起五代史，就会联想到这一时期政局的混乱，篡夺相寻所给予人民的痛苦。但当我具体地接触了一些史料以后，发现并不完全如此，其中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不同情况。

不错，李存勗通过十几年的血战而建立后唐、损害了多少万的生命，财产；石敬瑭向契丹割地、纳贡而建立后晋，使幽云十六州人民长期沦于异族压迫之下，并种下宋代灭亡的恶果；刘知远乘契丹退出汴梁机会而建立后汉，还是以暴易暴；在南方，闽国王氏兄弟、楚国马氏兄弟之间争夺帝位的战争，也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所有这些事实，构成了上述的印象。

本文想提出一件例外的事，就是：南唐是由吴国和平地转变过来的，没有产生消极的后果，而且起了积极的影响。兹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一从错综复杂的矛盾说起

自从九〇五年（唐天祐二年）淮南地区的割据者杨行密死后，由于“诸子庸懦”[1]。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一般将领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人民进行搜刮；（二）某些将领滋长了篡夺政权的野心，徐温便其中之一。

徐温是怎样的人呢？“少无赖，入群盗中，以贩盐为事”[2]。后投杨行密军中，“未尝有战功”；只因他擅长阴谋，为杨行密所赏识，尤其是“用其谋杀朱延寿”[3]，而得到特殊的信任，留在左右，参与谋议。杨行密死后，徐温野心勃勃，但又迟迟不敢下手，这是甚么缘故呢？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以吴国的政治情况来看。与杨行密一同起事的那些“英雄”们，这时都已成为吴国的将领，担任着州、县长官。杨行密虽是他们的首脑，只是用“智略”[4]约束他们，而不是靠权力统率他们。这是因为：唐帝国虽仅保存着招牌，毕竟还没有正式垮台；淮南地区虽已形成独立割据，但吴国还没有宣告建立。此时，吴国中央政权表现为：吴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5]；地方政权表现为：“诸将分守郡府，虽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从事[6]。可见，吴国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不正常的，国境内的政令还是不统一的。

杨行密死后，将领们更加骄横，地方政权更是尾大不掉。《江南野史》卷四“宋齐邱”：“吴主既弱，政出多门，君臣纲纪，弛而不振”，就是针对杨渥、杨隆演统治时期而说的。从一些史料中看出，当时吴国中央对地方官吏的任命[7]，库藏的征用，都不容易。

这些跋扈一时、“分守郡府”的将领们，那里会把“未尝有战功”的徐温放在眼里！徐温以及他的儿子想要篡吴，又怎会不遭到将领们的反对！《九国志》卷三，《徐温传》：“大臣刘威、陶雅、李简之徒，……勋高位重，温……超居其上，皆内意不服。李遇尝谓人曰：‘徐温何人？吾素所未识，而遽至此，岂可入觐耶？’乃密议诛温”。这时，徐温才进行篡吴的第一步——挟制杨氏诸子，便已遭到阻力了。

徐温为了缓和自己与将领们之间的矛盾，把儿子徐知训捧上政治舞台，结果更糟。《钓矶立谈》说：“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由于矛盾日益尖锐，到了九一六年（后梁贞明二年），宿卫将马谦、李球“发库兵讨徐知训”[9]；九一八年（后梁贞明四年），大将朱瑾杀死徐知训，并请（杨）溥起兵诛温[10]。

徐温不得已，又用养子徐知诰代替徐知训。徐知诰虽然有一套手段，他与将领们的关系仍相当紧张。《南唐近事》：“当时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诚、朱延寿、刘信、张崇、柴再同[用]、周本、刘金、张宣、崔太初、刘威、韦建、王琯等，皆握强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笼，终以跋扈为虑，上虽至仁长厚，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11]。可见，由于争夺权势，徐氏家族与将领之间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在上述情况下，徐氏家族篡吴，如果操之过急，一定要遭到吴国将领的武装干涉，很可能落个失败的下场，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也要看到，徐氏家族篡吴，在不利的形势之中，也有其有利的因素：将领们虽各拥有不部分实力，却不是统一的整体，可以逐步分化、削弱之；同时，吴国外强中干的情况，使目光短浅的将领，满足于现状（对州、县的统治），而对中央政权，不甚觊觎。初起手时力量不大的徐氏家族，便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篡吴的准备了。

其次，从徐氏家族内部的情况来看。徐知诰虽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不是徐温的亲生儿子，他对养父母做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及遇温戚属，皆能躬俯迎奉”[12]，想求得徐温的欢爱与信任，以便逐步猎取政权。但徐温还是重用亲生儿子徐知训。徐知诰与徐知训竞争很剧烈。

徐知训被朱瑾杀死后，徐温“以次子知询等皆少，用知诰犹愈于他人，因留辅政”。从此，徐知诰的权势日渐扩张，徐温“虽遥秉大政，而吴人颇归知诰”[13]，因而感到恐慌[14]。

要知道徐温任用徐知诰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填空档，并非真正想让徐知诰做自己的继承人。徐温这个心事，早为他左右的人所识透，从而迎合其意图，劝他再以徐知询代替徐知诰[15]。这时羽毛已经丰满的徐知诰是“安若泰山”[16]，因为徐知询并非他的敌手。

徐知诰所顾虑的，却是徐温先下手篡吴、称帝，因而煞费苦心地阻扰他。《五国故事》卷上：“温好抱白袍子，……座客有谄温者，曰‘白袍不如黄袍好’。知诰遂斥之，而谓温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谄佞之说，闻于中外，无乃玷烜赫之名，愿令公无听其邪言。’……知诰虑温急于取国，而己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此言之。然内谋其家，外谋其国，劳心役虑，数倍于曹、马矣。”就是明证。

可见，徐氏家族在篡吴过程中，不但与将领们存在着矛盾，家族内部又隐藏着矛盾。徐温因为政敌强大，不能不利用较有才能的养子徐知诰为助手；出身微弱的徐知诰，也不能不借重养父徐温作庇荫，作往上爬的踏脚石。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致于发展到公开冲突的地步。

当徐温死后，徐知诰便设计把徐知询从昇州召到扬州，并“诬知询以罪”，“悉夺其兵”[17]。

由于徐氏父子兄弟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互相牵制，反而延长了吴国的寿命。这时南唐代吴进度缓慢的又一原因。

二一场迂回曲折的斗争

如前所述，吴国的政治情况（主要是徐氏家族与吴国将领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徐氏父子篡吴的道路，不可能迅速地推翻，而必须积聚力量，逐步转移，其经过如下：

一方面，利用、挟制杨氏诸子。由于吴国外强中干，徐温篡吴，便先从中央入手。他采取名义上尊奉杨氏诸子的办法，以达到最后推翻这个傀儡皇帝的目的。当杨行密临死时，“传位”问题曾在一部分将领中发生分歧的意见，徐温是反对传位于刘威，而主张迎立杨渥的[18]。因为如果政权落入大将刘威手里，徐温便难于篡夺了。

年轻的、缺乏统治经验的杨渥，即位不久便为徐温、张颢，派人杀死。徐温为了抵制张颢，又把杨隆演扶植起来。其后，杨隆演又被徐温的亲信李德诚毒死[19]。

第三个小皇帝杨溥，更是一个可怜虫，曾悲痛地对他左右的人说：我“为徐氏制驭，名存实丧，今欲求为一田舍翁，将安所归乎？”[20]

尽管三个皇帝都被徐温玩弄股掌之上，但他还不敢采取最后的步骤——灭吴，这主要是因为将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另一方面，徐氏父子还必须笼络、打击、排挤反对他们的将领。起初的情况是：徐温虽能利用中央政权，扩充军备，但如与为数众多的将领们对敌，力量是绝对不够的。他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杀死最反对自己的政敌张颢、李遇等人；而他更重要的策略，却是尽量拉拢有地盘、有实力的大将，“优加官爵”，并“伪下之，恭谨如见行密”[21]，以麻痹这些人对他的反抗情绪。徐温这种策略，曾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收到缓和矛盾的效果，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朱瑾杀死徐知训的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促使徐温、徐知诰不能不提高警觉，重行策划今后的斗争策略。（虽然徐知训之死，对于徐温是悲痛，而徐知诰是高兴的事，但从这一突然的事变中吸取教训，却是共同的。）

甚么是新的斗争策略呢？上文说过，杨行密死后，一般将领加强了对人民的搜刮，使阶级矛盾趋于尖锐，这种形势，是不利于那些将领们，而有利于徐氏家族的。徐知诰代替徐知训执政后，便顺应着当时人民厌恶军阀统治的情绪，执行向农民让步，与士人联会的政策，具体表现在：

甲，针对着当时将领们普遍存在着的“务赋敛”[22]的行为，对吴国税制加以改革，例如：

废除苛捐：九一八年，蠲“丁口钱”[23]，又“罢横敛”[24]。

豁免欠税：“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25]。

禁止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征收实物的办法：吴国原是“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26]。而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是人为的：农民缺乏现钱，到纳税时，只得忍受压榨，贱价出卖农产品，或将农产品贱价折合货币。这对吴国中央的财政收入，并无增加，只不过填满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腰包。因此，徐知诰不顾“朝议喧然沮之”，毅然采取了实物税纳办法，并且“虚抬时价”。“是时，绢每匹市卖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他将“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27]。这一改革，使“县官岁失钱亿万计”[28]。

上述措施的执行结果，减轻了吴国农民的一些负担，鼓励了耕织；徐知诰当然取得人民的好感，提高了政治威信；更制弱了那些担任州、县长官的将领们的经济力量，减少了他在篡吴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反抗。

当徐诰灭吴后，于九四一年（后晋天福六年，南唐昇元五年），便取消了实物纳税，“虚抬时价”办法，“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29]。这不就证明，他原先的措施，主要是为的打击政敌了吗？

乙，从士人中选拔一批人材，参加政治机构，逐步代替将领的职位。

许多史书上记载着徐知诰谦恭下士的事实。凡是淮南、江南地区的沦落士人以及由中原地区避难而来的士人，都是徐知诰所联络、争取的对象。前者如汤运泰《南唐书注》卷一，引《吴春秋》：“时丧乱之后，官失其守，甲簿湮落，王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满”。（王潛是受了徐知诰的委托才这样做的。）后者如《江南野史》卷一《先主》：“时中原多故，名贤夙德，皆亡身归顺，乃使人于淮上，以厚币资之”，“故北土人士响风而至者，殆数十人”。

在徐知诰所吸引的南北士人中，最著名的有宋齐丘、陈觉、孙晟、韩熙载等人。徐知诰不仅想办法把他们请来，还想办法去接近、了解、提拔他们。如《钓矶立谈》：徐知诰“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语有可采，随即升用，听政稍暇，则又延见士类，谈宴赋诗，必尽欢而罢，了无上下贵贱之隔”；陆游《南唐书》卷九，《陈觉传》：“（烈祖）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及琴奕游戏之具，以延四方贤士，政事之暇，多与之讲评古今”；等等。一支南北士人混合组成的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了。

当九一九年（后梁贞明五年），在徐温的导演下，吴国宣告建立以后，任“将相”的，先后有徐温、徐知诰、徐知询、徐景通、徐景迁、徐景遂；任“相”的，先后有严可求、骆知祥、徐景通、王令谋、宋齐丘[30]。这张名单上的人，先后有所不同，在先的严可求、骆知祥是徐温的亲信；其后，王令谋、宋齐丘是徐知诰的亲信，徐景通、景迁、景遂是徐知诰的儿子。可见，吴国的中央政权已完全由徐知诰掌握了。

徐知诰在地方上的势力范围，也是日益扩张的。徐温原以“昇、润、宣、常、池、黄六州为齐国”[31]，徐知诰则“以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32]。所谓“齐国”，就是徐氏家族以吴国国境内划分出来的、直接控制的地区。从徐温到徐知诰，不仅扩大了领域，而且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点，“有包举吴国之势”[33]。此外，徐知诰的亲信，还有担任“齐国”以外其他州、县的长官的。

无论从中央政权看，从地方政权看，徐知诰篡吴的条件比徐温更加成熟了。在徐知诰创造条件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失意的士人中选拔一批有能力的，并效忠于他的人材，以扩大其统治基础，是不可能达到排挤政敌，并接替其职位的。徐知诰谦恭下士的目的本来就在于此。

当然，吴国将领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内完全肃清的，但徐知诰是决心尽以士人代替武将为州、县长官的。他篡吴后，于九四二年（后晋天福七年，南唐昇元六年），颁布“举用儒吏诏”，便是最好的证明。

九三七年（后晋天福二年，吴天祚三年），徐知诰在“骁勇夙将元寮素所跋扈者，无不乐从”[34]，连“闽、越诸国皆遣使劝进”[35]的情况下，对于名存实亡的吴国，已没有武力解决的必要，南唐国便兵不血刃地产生了。

或许有人怀疑，文中是否过分强调了吴国将领和徐氏父子间的矛盾呢？不是强调，而是当时的事实。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申渐高传》：“烈祖受禅，吴朝老将唯周本为元勋，烈祖患其难制，因其劝进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鸩赐本……”这个故事反映出，徐知诰在势力巩固、酝酿成熟、安排妥当的篡吴前夕，还顾虑一个已经退休、没有军队的老将的反对，何况在他逐步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呢？

本文是否又过分强调了徐氏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了呢？不是强调，亦是事实。《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吴润州团练使徐知谔，狎昵小人，游燕废务”，“或谓知诰曰：‘往年知询失守（胡三省注曰：谓自昇州召知询还扬州也），论议至今未息。借使知谔治有能名，训兵养民，于公何利？’知诰感悟，待之加厚”。徐知谔因为不与徐知诰争江山，才得到徐知诰的宽容，这不是说明徐氏兄弟之间竞争帝位的又一个有力的证据吗？

三南唐代吴所发生影响

南唐代吴，这一个经过长期斗争，最后和平解决的政治变革，既然不同于五代时期的一般篡夺，其所发生的影响，当然也就有所不同。

大家知道，南唐是五代时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成绩的取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应归功于吴和南唐境内人民的辛勤劳动；同时，我以为，也应该与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联系起来考察。

第一，杨行密生前，常与钱镠争夺土地。他死后，徐氏父子因为想篡吴，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国内的将领们，无暇对外，促成了吴与吴越的讲和。“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36]。这个和平的环境，是经济、文化能够获得发展的前提。

第二，杨行密既死，“诸子庸懦”，无力统治这一大片地区，不能制服那些功高跋扈的将领这样的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使淮南地区的政局，复趋于混乱、分裂。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与将领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结束了大割据内部又分为若干小割据的局面，在淮南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集中的政权。统一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的交换与文化的交流。

第三，徐氏父子采取向农民让步、与士人联合的政策，对于吴国（南唐国）经济、文化的发达，更具有直接的影响。前者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唐末以来破坏惨重的淮南地区，迅速地恢复到过去繁荣景象；后者集中、供养了一批士人，他们除了参加吴和南唐的政治生活外，很多人还从事文艺的研究、创作与传播，因而诗、词、书、画都很发达。

本文肯定这些积极影响，意义绝不在于歌颂徐氏父子篡吴，更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做过坏事，而是说明：在吴国，由于将领们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已激化了阶级矛盾，活不下去的人民，已纷纷铤而走险，史称“盗贼益繁”[37]。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固然是为了打击、排挤政敌，同时也不可否认地确实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所以，人民是站在徐氏父子这一边，而不是站在将领们那一边的。徐氏父子虽没有统一全国的雄图，但能使淮南、江南三十六州，获得地区性的统一，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和人民意愿的。基于这些原因，徐氏父子才能战胜政敌，取得统治权，并为吴国（南唐）经济、文化的发达，教致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对于南唐政权是否“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的商榷

可是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南唐政权的进步性。在对李煜词的讨论中，有一位先生便对南唐政权性质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他是这样说的：“历来对于李昪家世的说法各有不同，由龙兖《江南野史》的材料，可以知道李昪最初曾与江南农民起义有关联，李昪的政权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诸政权大都是建立在镇压和叛变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两种情况是不同的”[38]。本文虽提出南唐的建立与五代时期的一般篡夺有所不同，但与这一论点，却又原则上的区别，为此，占用一些篇幅，表示一点意见。

为了便于讨论，先把这个论点所根据的资料——《江南野史》卷一，《先主》中的有关文字，引录如下：

“江南先主姓李，名昪，字正伦，其先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父荣，有器度，不事产业，每交结豪杰，以任侠为事。属时离乱，群盗蜂起，朱梁统制天下，而杨行密专踞淮南。荣乃感愤，遂图兴复之志，然无少康一旅之众，数十里之地。久之，闻海贼夏韶众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说韶曰：‘仆本大唐之后，少失怙恃，遭世多难，先祖基业，荡然横流，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遗德，宗祧社稷，未必杜绝，其间子孙，必有兴者。吾虽不调，夙蕴壮志，闻公英雄，士卒勇劲，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贵，苟成霸业，古贤鱼水，未足为喻。’韶感其言，于是从之。遂率众自海入淮，转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间，众至数千人，军势颇盛，郡邑与战，多为所败。行密闻之，因帅师攻之，数败，乃为所擒，因捕其家，尽诛之。时先主方数岁，……”

这段记载，与史实不符：（一），徐知诰并不姓李，更不是唐室的后裔[39]，他假托李唐之后，乃是为了建立新国家（南唐）时向地主阶级进行号召的方便。（二），当时威胁着唐室存亡的，不是杨行密而是朱全忠，李荣既以兴复唐室为口号，应该渡淮而北，怎能发兵南下，与杨行密打起来呢？杨行密虽“专踞淮南”，表面上还是服从唐朝的，唐昭宗也是把杨行密当作忠臣看待的。《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纪八十”：“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可以为证。李荣不联合杨行密，反而攻打他，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

撇开《江南野史》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不谈，从其内容来看，也不能得出南唐政权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的结论。因为顺从李荣一同兴复唐室的夏韶，已经丧失了农民起义领袖的资格；李荣、夏韶在濠梁一带的活动，已经不属于农民起义的范畴；何况这时的李昪仅是“数岁”的小孩子，南唐政权的建立，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这两者之间，能有甚么重要的联系呢？

更胜于雄辩的事实是：南唐国建立后，曾先后镇压过虔州、上江、庐陵、楚州等地的农民暴动、起义[40]，这岂是一个“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的政权所做的事呢？

可见不加考证地轻信《江南野史》中的片段记载，就对南唐政权的性质作出结论，是不恰当的。本文肯定徐知诰（李昪）在建立南唐国过程中（亦即篡吴过程中）所采取的向农民让步政策的积极作用，而其政权仍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南唐代吴虽与五代时期的一般篡夺方式不同，而与此时南北诸政权的性质却是一样。

（太史政按：本文原载《学术论坛》，1957年第3期，第30-34页。原文书名号用双引号代替，今正之；文中排印倒错、脱漏、舛误之文，亦正之。原文由厦门大学杨辉建学兄拍摄照片，输入者得以据此打字，在此致谢！）

注释：

[1]马令：《南唐书》卷三十，《世裔谱》。

[2]《九国志》卷三，《徐温传》。

[3]马令：《南唐书》卷八，《徐宣祖传》。

[4]参阅《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纪七十五”。

[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6]《九国志》卷三，《徐温传》。

[7]例如：寿春守将陈绍卒，杨隆演“遣王定持虚衔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与之”。王定将“符印”交给崔太初后，“复数日，军州无异议，始以官告授之”。（见《九国志》卷三，《崔太初传》。）

[8]例如：杨渥想“多辇宣州库物以归广陵”，宣州观察使王茂章“嫚骂不与”。（见《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八，《杨行密传》；《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